整日打牌的闊太太,竟是南京地下黨領導,後成為渡江戰役幕後英雄

整日打牌的闊太太,竟是南京地下黨領導,後成為渡江戰役幕後英雄

在抗日戰爭取得全面勝利之後,中國並沒有如人們預期那般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將矛頭轉而對向了中國共產黨人。

蔣介石想掃清共產黨,因為他知道一個國家不能由兩黨執政,其想要實現以國民黨執政為首要代表的獨立中國,他們不但在解放區周邊挑起事端,還對部分地下黨員進行了殘忍的迫害。

在所有城市中,尤其以南京地下黨組織受到的破壞最為嚴重,大批優秀的情報人員被國民黨殺害,這讓南京地區的情報網路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對於敵人的第一手情報資訊不能及時向前方輸送,對於共產黨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打擊。

就在南京地下情報網毀壞,正急需一位領頭人帶領南京地下情報工作者重建資訊網的時候,一位貌不驚人的女性走進了人們的視野。

她被黨組織派到南京擔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一職,負責情報系統的重建工作,就在人們為她的安危擔心的時候,她卻用出色的表現證明了自己的能力。

整日打牌的闊太太,竟是南京地下黨領導,後成為渡江戰役幕後英雄

陳修良

一、傑出的特工

這位臨危受命的女英雄就是陳修良,她出生於浙江寧波的一個富裕家庭,在那樣動盪不安的社會裡,她的童年是美好的,在父母精心的保護下,陳修良的童年時光可以說是一塵不染。

優渥的家境讓陳修良也在少年時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並在她十五歲那年進入寧波女子師範讀書,並在十八歲的時候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浙江省立女子中學,成為了那個年代少有的知識女青年。

出身於資本家家庭的陳修良並沒有沾染上那時富家子弟身上了怠惰習氣,她不但在讀書上十分用功,生活裡也非常節儉,並沒有富二代花錢大手大腳的習慣。

就在她刻苦讀書之際,看到了《嚮導》與《中國青年》等進步書刊,在這兩本書刊的影響下對於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有著濃厚的興趣。

從學校畢業之後,陳修良憑著對於革命的熱情去到上海,擔任了《少年先鋒》等刊物的編輯,在工作過程中,陳修良結識了向警予併成為了她的祕書。

向警予對於陳修良的工作能力和人品以及滿腔熱血的革命精神十分滿意,很快就介紹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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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

之後的時間裡,陳修良一直在黨組織中從事情報相關工作,其能力也得到了有關領導的廣泛認可。

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蔣介石開始在全國各地抓捕中共地下黨員,想要為國民黨執政掃清障礙,這讓全國各大城市的情報網路受損嚴重。

在這些城市中,南京情報系統的破壞程度尤其嚴重,這不但因為在南京城中有十餘萬國民黨軍警,更因為之前國民黨當局在這裡曾經發起過九次大規模的抓捕行動。

那時南京作為國民政府的首府,那裡的情報自然是最有價值的,蔣介石把南京看管得水洩不通,一隻蒼蠅都飛不出南京更不要說情報的傳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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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

可想而知,要在南京開展地下黨工作是多麼困難,蔣介石為了嚴防地下黨在國民政府的滲入,對待地下黨的政策更是有一句名言:“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

雖然南京城內危機四伏,但南京作為距離敵人的心臟最近的地方,不得不前往,因此黨組織決定派一名精明強幹的幹部到南京重建地下黨組織。

在經過認真挑選之後,陳修良憑藉著優秀的情報工作能力以及完美的富家子弟保護色,從眾多候選人中脫穎而出,成為了中共南京市委書記的人選。

組織上之所以會選擇陳修良出任這一職位,除了對其能力的認可之外,也和陳修良出眾的潛伏能力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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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打牌的女性

富家出身的陳修良在氣質上更加接近當時的南京富戶,其對於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也比較適應。

在潛伏南京的幾年裡,陳修良用華德電料行女老闆的身份作掩護,大多數時間都在和左鄰右舍的闊太太們一同打麻將,因此其始終沒有受到特務的懷疑,這為其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一定條件。

在陳修良剛剛到達南京的時候,南京地下黨員的數量十分有限,當時南京市委小組甚至只有五個人,但陳修良在這種不利條件下依然獲取了許多珍貴的情報,其中最知名的便是其盜取國民黨密碼本的故事。

當時南京市委委員方休的妻弟是國民黨特務電臺的機要人員,一次因為工作需要他要在方休家裡待幾天。

方休告訴陳修良最近最好不要過來,以免暴露身份,但陳修良卻出人意料地增加了去方休家的次數,但每次見面與方休談的都是家長裡短的日常話題,這讓方休的妻弟放鬆了對她的警惕,認為陳修良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富家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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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的某種密碼本

因為對方足夠信任,他的妻弟後來出門的時候也不再隨身帶著那個裝有密碼本的手提包,陳修良便利用其外出的時間從方家帶走了這個本子,讓情報人員在三個小時的時間內將這個本子謄抄了一遍,之後又將其神不知鬼不覺地放回原處。

這個本子後來被輾轉送到了上海的情報局,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讚揚,同時也為後續的情報收集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幫助。

二、策反敵方將領

隨著全面內戰的展開,陳修良的工作內容也有了新的內容。

當時解放軍戰士們在各條戰線上捷報頻傳,為了減少損失和傷亡,中共中央要求各地的地下黨組織開展策反運動,鼓勵國民黨軍隊中的愛國將領起義加入解放軍,為新中國的建立貢獻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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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文威

南京作為國民政府的心臟,這裡的軍事將領數量遠比其他地方更多,其中自然不乏有革命理想的愛國人士。

於是陳修良和潛伏在國民黨高層的沙文威一同在國民黨軍中尋找可以策反的物件。

很快他們就發現當時國民黨空軍轟炸機小隊中的俞渤,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參加過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其對於內戰也十分牴觸,是一個值得發展的物件。

陳修良瞭解到這個俞渤曾在早年間目睹日本空軍對家鄉的轟炸,從此之後便立志成為空軍為家人報仇,最終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國民黨空軍院校。

眾所周知,蔣介石對於空軍的培養在所有的軍種裡是最為看重的,如果陳修良能夠策反國民黨的轟炸機大隊的俞渤起義的話,那對蔣介石來說將會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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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時國民黨的空軍

雖然對俞渤的瞭解已經充足,不過陳修良並沒有貿然亮出自己的身份,而是通過其他地下黨員進一步瞭解了俞渤的內心想法,在確定其態度後陳修良才正式出面策反俞渤。

當時俞渤對於內戰十分牴觸,他不願意繼續為蔣介石賣命,他目睹了蔣介石對同胞的殘忍,更不願意用子彈炸藥打擊自己的同胞。

他當即表示願意離開國民黨軍隊,加入地下黨組織工作,不過陳修良卻另有打算,她讓俞渤繼續待在飛行大隊中,尋找有沒有志同道合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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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義的五名飛行員

那時和俞渤同在一個小隊的四名飛行員大多都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應徵入伍的,他們入伍的目的是為了打擊侵略者,而不是屠戮自己的同胞。

俞渤對他們的為人十分了解,在經過一番簡短的談話之後,便將幾個人都拉進了自己的起義小隊。

1948年底的一天夜裡,飛行大隊集體觀看電影,機場的巡邏人員數量不足。

俞渤等人便偷偷跑到了機場,駕駛一架B24轟炸機飛向瞭解放區。

在離開之前,他們還打算給蔣介石留點兒禮物,他們計劃轟炸機場和總統府,不過在飛到總統府上空的時候,他們發現這架飛機的投彈系統有問題,導致投彈出現了偏差,雖然沒有準確地炸到總統府,但這還是讓蔣介石嚇出了一身冷汗。

在解放區降落之後,他們才知道自己駕駛這架飛機的武器系統,已經被潛伏在地勤部隊中的地下黨員破壞了。

這讓俞渤由衷感嘆南京地下黨組織的發展滲透之迅速,這自然和陳修良的妥善領導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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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號艦長鄧兆祥

除了俞渤之外,陳修良還主導策反了國民黨重慶號巡洋艦艦長鄧兆祥,其艦上的全部官兵也跟隨他起義,這對於蔣介石來說亦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三、解放南京的幕後英雄

在到南京工作之後,陳修良也十分注重革命思想的宣傳,她和南京為數不多的地下黨員們一起組織了多次反對內戰的遊行活動,有效打擊了蔣介石的政治聲望,並讓共產黨的革命思想在敵人的心臟地帶重新點燃。

在1949年年初,長江以北戰局大勢已定,蔣介石便妄圖依靠長江天塹死守南京,為日後的劃江而治創造條件。

為了防守解放軍戰士們的渡江作戰,蔣介石不但下達了炸燬橋樑渡口的命令,還讓國民黨軍隊收走了當地漁民的船隻,防止他們幫助解放軍渡江。

面對這種不利情況,陳修良知道自己和南京地下黨組織必須要採取行動了,不能眼看著解放軍戰士們被蔣介石困在此處。

在國民黨軍隊炸燬棧橋的時候,在警察局中工作的地下黨員潘逸舟當時便端起武器與敵人交戰,他的同事們也不想看到棧橋就這樣被損壞,殘害自己的同胞們,也紛紛站到了他的身後。

與此同時警察局中的其他地下黨員也提前發動了起義,火速趕到了現場,這才保住了這個進入南京城的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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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渡長江的解放軍戰士

保護碼頭固然重要,但當時擺在解放軍面前的大問題是渡船數量嚴重不足,沒有辦法將全部的解放軍戰士送到河對岸。

為了幫助渡江部隊找到更多的船隻,陳修良將南京的地下黨員集中起來,讓他們想盡一切辦法為解放軍戰士們尋找渡江的船隻。

陳修良在思考之後,要求地下黨員儘快組織群眾起義,於是南京下關電廠、下關機務段輪渡工人紛紛響應,並將他們控制的輪船開到了江對岸。

而且隨著水上警察局的起義,國民黨當局在長江上的監管力量出現漏洞,漁民們便在地下黨員的帶領下紛紛衝到江邊找到了自己的漁船,並將這些船開到了江對岸,為解放軍大軍渡江作戰提供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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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修良與35軍將士會面

幾天後,渡江戰役正式打響,第35軍的戰士們就乘坐著這些五花八門的船隻一路高歌猛進,順利攻下了南京城,蔣介石劃江而治的美夢就此破滅。

在南京城解放之後,陳修良終於可以以自己的真實身份示人,她當時還專程去到南京總統府,和在裡面處理事務的35軍政委何克希見了面。

何克希在高度稱讚了陳修良和地下黨的情報工作之後,稱他們是渡江戰役取勝的大功臣,由衷地對陳修良與同樣埋伏在南京的地下黨員致以崇高的敬意。

解放之後,陳修良先後在多個政府部門中供職,其依然保持了自己年輕時勤儉樸實的習慣,踏實肯幹的本色,為新中國的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堪稱革命工作者中的楷模。

注:

本文關於陳修良的相關內容,參考自《百年繾綣·沙文漢陳修良畫傳》;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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