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因革禮》:歷史轉折中的禮制用樂,北宋禮制的重要史料

宋代,作為中國音樂文化史中重要的轉型時期,在中國音樂文化的歷史長河中具有承上啟下的地位。北宋時期,理學興起的同時受到“復古思潮”的影響統治者對禮制用樂非常重視,除延續唐時期的宮廷禮制音樂外自身也加以增補和完善。

《太常因革禮》作為這一時期的產物,它一方面反映了北宋時期的禮制變革,另一方面其文字內容又加入了除傳統禮書中“五禮”之外新的篇目,是記錄北宋時期禮制的經典文字。

《太常因革禮》:歷史轉折中的禮制用樂,北宋禮制的重要史料

一、北宋時期的禮制用樂的背景

北宋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時期,北宋時期的農業、手工業、印刷業、紡織業、造船業等方面造詣遠遠高於其他王朝。儘管如此,宋朝的統治仍然存在著“內憂外患”。宋朝在五代十國的戰亂中建國,雖一統南北,但是在長期分裂割據戰爭的影響下前朝時期流傳下來的傳統思想文化受到了極大的衝擊。

因此,即使在建國後其疆土依然不斷受到金、遼、女真、蒙古等外域民族的攻伐。同時,北宋時期嚴重的“冗官”、“冗兵”、“冗費”導致國內社會發生了多次農民起義和兵變事件。自宋太祖開國以來提倡以文治國。但大量的冗官與作風腐敗也為北宋時期的經濟造成了極大的負擔。

在這樣的“內憂外患”的政治背景下,統治者則希望“通過禮樂制度的恢復與重建來確認權利正當性”。這時,一批擁護王權統治的儒學之士開展了遍及文學、音樂、宗教等領域的崇儒思潮。在政治活動中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

他們在思想方面主張“復興儒學”,並且衝破漢唐以來的束縛,將佛學、道教思想進行融合,提出了以“理”為核心的理學思想。在文化方面提出了文學復古的思潮。在音樂文化方面提倡,恢復古制,完善禮典制度。

在提倡尊卑的古代中國“禮樂“貫徹中國封建社會始終,禮作為強制執行的外力手段,通過日常行為的遵守禮制達到尊卑有序的狀態,而樂作為調和人心的手段從思想上心理上約束人民。

宋代對宮廷禮制用樂的重視貫穿始終。統治者認為治國之道中利用樂來調和民心從而達到政通人和的目的。因此,音樂作為一種維護政治的手段受到了宋代統治者高度的重視。只樂律這一項,宋時期就進行了六次改革。

宋太宗精通音律,創制了五絃阮與九絃琴,九絃琴的九根弦分別代表“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 而五絃的五絃則代表“金、木、水、火、土”。宋仁宗自己製作樂曲與樂章,創編樂書《景祐樂髓新經》。

不僅如此,宋朝的統治者高舉著“復古”、“正雅”的旗幟,將宮廷儀禮音樂運用與各個政治場合中,將儀禮音樂與政治活動緊密的捆綁在一起,利用用樂場合的不同來突顯地位的尊卑。利用儀禮音樂的巨集大規模來烘托皇家威儀。在儀禮活動中更是運用儀禮音樂的不同用樂節點來配合典禮的順利完成。

《太常因革禮》:歷史轉折中的禮制用樂,北宋禮制的重要史料

二、《太常因革禮》的編纂

宋代統治者對宮廷儀禮用樂十分重視。宋太祖趙匡胤在開寶年間命令御史中丞劉溫叟等人依據唐代舊典《大唐開元禮》為藍本編纂了宋代第一部完備的禮典《開寶通禮》。

《開寶通禮》全書二百卷,後宋真宗,天禧年間又令陳寬主持修纂禮書,由於陳寬還管理禮院的新舊敕文與詔令,分身乏術,故沒有編成。天聖初年,王皞將之前的記錄的文字編訂成書取名《禮閣新編》編修工作於天聖年間編寫止於天禧五年,其書二百卷記載了至乾興年間以前的禮典。

在此基礎上,賈昌朝於景祐四年編訂《太常新禮》而在慶曆三年由於多遺略不能兼收博彩以示後世而不得不暫停使用。其後的皇祐年間,文彥博編纂了《太享明堂記》。嘉祐年間歐陽修纂集散佚,受皇帝之命專門設定專局來編訂禮書,禮書編成後英宗賜名《太常因革禮》。記錄北宋時期的官修禮書大多都已散佚,唯有《太常因革禮》還留存至今。

《太常因革禮》是宋仁宗時期,歐陽修主持編寫的一部禮書。其修纂原因在《太常因革禮 序》提及,歐陽修向仁宗闡述了歷朝歷代禮典的編修情況並提到“文物遠觀三代而觀書於太常者”,只有《開寶通禮》得意完整的儲存,其餘“顛倒脫落無所考證”。

宋太祖命大臣按照唐代禮書為藍本纂寫《開寶通禮》後已經三朝有餘,長久不以當朝的禮法編纂新書怕會使得後人在執行禮法時無可參照而感到困惑,禮樂不能更完整的傳承。

歐陽修在任職太常寺時第一次奏請重新編修禮典。在歐陽修上奏後,獲得了皇帝的允許。但是,關於禮書的編修工作卻不是很順利,原因是禮院的資料龐雜繁多,整理工作艱辛,而北宋朝廷還沒有常設機構用來專門整理禮部文字。

這一時期的北宋朝廷慣例是‘凡事重置局’。換言之,必須要為編纂新的禮書設定專門的機構,任命專人對編修工作負責,否則此事很難完成。針對此問題,宋嘉祐年間,歐陽修上書建議編修禮書之時向先帝推薦蘇洵、姚闢等主持編修工作。

當時修建禮書沒有常設機構,於是朝廷將蘇洵的職銜轉到霸州文安縣,按縣主薄領工資。與陳州的縣令姚闢一同修纂此書。姚闢、蘇洵二人大約用時四年從嘉祐六年七月一直到治平二年九月完成了對《太常因革禮》的編訂。

在《太常因革禮序》中還提及到除蘇洵姚闢二人外還有同判太常寺到李柬之、呂公著、宋敏求、周夢陽,禮院的呂夏卿、李育,陳繹等七人共同參與修纂。

《太常因革禮》中記錄了從北宋建隆年間至嘉祐年間的禮制變化,記錄內容“鉅細必載”“網路殆盡”。它以宋朝第一本禮書《開寶通禮》為藍本,秉承原則是“以通禮為主,而記其變 ”。其書中主要記錄北宋建隆年至嘉祐年間的禮制故事,禮法運用等。

不僅如此,《太常因革禮》除了繼承傳統禮書的“五禮”內容外外還加入了“廢禮”“新禮”“廟儀”三卷新的內容。

在編纂宗旨方面,《太常因革禮》的主持編纂者歐陽修在編纂禮典的態度在他主持編纂《新唐書·禮樂志》序文中有提及,雖唐時期的《開元禮》《貞觀禮》記錄詳備但只是通過強大的權利對百姓的行為進行制約,但缺乏禮樂在教化方面的功能,導致唐時期禮樂典制雖然詳盡卻無法端正人心。

《太常因革禮》將編纂重心放在突出禮制的變革性和歷史傳承性,而降低其禮典之書本來的政治功用,這時它與其他禮典對比最大的不同之處。

總體來說,歐陽修主持編纂此書是為了編纂禮法故事,記錄內容以實錄為主,以此達到將宋時期的禮典故事“網路殆盡”令後世有史可查的目的。

《太常因革禮》:歷史轉折中的禮制用樂,北宋禮制的重要史料

三、《太常因革禮》的體例與傳承

《太常因革禮》全書有百卷八門一百八十五目,文字為先記錄《開寶通禮》的禮法文字,再敘述相較《開寶通禮》中的禮法中變禮部分;如果《太常因革禮》中所記錄部分在《開寶通禮》中沒有提及就歸到“新禮”這一卷中;如果《開寶通禮》中所記錄的禮典在“現下”已經不在實施了就歸在“廢禮”這一卷中。

《太常因革禮》在體例方面不同於傳統禮書,主要記錄內容不是傳統“五禮”的典儀章程而是突出「因革」的概念,更多的是在繼承《開寶通禮》的基礎上強調現行禮制內容中有所改變的部分。

歐陽修在《因革禮序》中將《開寶通禮》稱作“一代之法”由此可見作為北宋第一部官修禮書在歐陽修心中是典章之準繩,所以其上奏皇帝重修禮典時也言明目的:歐陽修修纂《太常因革禮》的目的並不是代替《開寶通禮》成為令後世遵行的禮法典籍,而是彌補《開寶通禮》中記錄不詳備的地方,從修纂史料的角度出發整理禮典故事資料,以供禮官校考。

正是由於《因革禮》的修書目的與前朝禮典不同造就了開創性的體例形式為後世禮典的編纂體例提供了新的參考。

《太常因革禮》的內容詳備,涵蓋史料較廣。南宋孝宗時期,李壁為此書作的跋中提到,他認為此書在對比之前禮典書籍方面不但求同存異,還在史料儲存方面卓越的貢獻,有利於禮部資料的整理儲存與流傳

原來,《太常因革禮序》編纂之一的蘇洵認為,自己編纂的是“史書之類”書中記載內容不應該有選擇的摘錄,而應該“遇事而記”不論善惡局勢以記,把對史實善惡的評析交給後人。只有這樣才是編纂史書的人應該做到的責任。如果作為史書的編纂者對歷史事實進行美化,只去記載好的東西,那是史官自己的失職呀。

《太常因革禮》:歷史轉折中的禮制用樂,北宋禮制的重要史料

結語

總體可知,《太常因革禮》是以史料記載為題,以《開寶通禮》作為比對範本,目的是記錄禮典變化。《太常因革禮》的記錄內容詳備,在其記錄過程中突出史料的真實性,為後世真實的瞭解當時的禮制典儀提供了有力的參考。同時,由於《太常因革禮》中“主記其變”的文字特殊性也為後世挖掘北宋時期的禮制因革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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